末代帝国灿若星辰的文理之势（6）姚鼐
姚鼐辞官归乡时，路过泰安，当时担任泰安知府的朱子颍邀请姚鼐登泰山。姚鼎恰好手头有些拮据，想借登泰山之机向好友朱子颍借点盘缠，于是答应了这次邀约。
二人游览泰山完毕，趁着兴致正高时，姚鼐便向朱子颍开口借路费，朱子颍满口应承，随后请姚鼐写一篇泰山游记。姚鼐对他的想法心知肚明，于是提笔写下了后来名满天下的名篇《登泰山记》朱子颍看了之后，只苦笑着说了一句:“姬传兄，真是惜墨如金。”
(资料图)
朱子颍与姚鼐是同年进士，且都师从刘大，他之所以请姚鼐写文章，无非是借姚鼐的文名颂扬自己，偏偏姚鼐谨守桐城派“不妄加毁誉于人”的高尚文德，不肯有丝毫违背。《登泰山记》全篇除了记述朱子颍的姓名外，并无其他主观评价，姚鼐惜言、不妄言的品格由此可观。
姚鼐是古文大家，被誉为“中国古文的高峰”。这不仅是因为他提出了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的古文理论，统一了桐城派创始人方苞“义法”说和老师刘大“神气”说之间的矛盾，奠定了桐城派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深远影响，也不仅是因为他的古文成就非凡，所编选的《古文辞类纂》风行一时，更是因为他一生洁身自好，坚守文德和品格，将为人看得比为诗为文更重。
姚鼐
他认为写文章跟做人是一个道理，写文章不仅仅要依据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来做，更重要的是在掌握形式之后，要重视精神。由此姚鼐又提出了另一个独创性的观点:阴阳刚柔说。他认为“天地之道，阴阳刚柔而已。文者天地之精英，而阴阳刚柔之发也”，从美学上来讲,“阳刚”与“阴柔”是对文章不同风格的命名，而作者的品德、气质、修养、性情等，决定着一篇文章阳刚阴柔之间的变化。因此，不好好做人，便写不好文章。
姚鼐自己所作古文，便是“人如其文，文如其人”，在桐城派各大家中，最富有情感和韵味。姚鼐为人极和蔼谦逊，通达平易，清心寡欲，而且能对各种思想兼容并包，不持门户陋见，因此文章能写得雍容和易，清淡雅洁，不失情韵。
与袁枚一样，姚鼐也是四十辞官，回归故里。袁枚终生退隐，培养诗才，姚鼐则终生执教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，这些姚门子弟日后为扩大桐城派的影响均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。
说起姚鼐辞官的理由，人们通常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与当时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负责人纪昀学术观点相左。另有一种看法则认为这个理由也许只是为他的辞官提供了托辞，最根本的原因应是姚鼐对于科举之路、为官之道、名利牵绊的厌倦，这种厌倦之情在他的文章中多有体现。他的文章常常赞许那些唾弃科举、不妥协、不钻营的读书人，也常对张扬自我和追求个性自由的人生流露出肯定和向往之意。事实上，在他辞官后，大学士于敏中、梁国治都曾许以高官厚禄，劝他出来做官，姚鼐一一予以推辞。
姚鼐十分敬重辞官归隐的诗坛盟主袁枚，认为他的才华不可多得，同时也很推崇他不争名逐利的高尚节操。姚鼐与袁枚在学问和诗文上的主张和追求并不一致，然而却常与袁枚一起出游，共同探讨诗文技艺，可见他对袁枚的敬重和推崇是一种只求道和不求志同的惺惺相惜。所以，他能在袁枚死后力排众议，写下《袁随园君墓志铭》，以示追思。
在这篇墓志铭中，姚鼐对袁枚的生平成就和才华品德多有溢美之词。相比之下，姚鼐对同门的朱子颍则要苛刻得多。
当年朱子颍为南宋李庭芝立碑时，曾邀请姚鼐撰写碑文。姚鼐照样惜墨如金，宁肯拂逆朱子颍，也不肯写出对他有丝毫偏倚或称许的文词。朱子颍大失所望之下，便派人送银两给姚鼐，希望借此点醒他，谁知姚鼐推得干干净净，并说:“姚某穷时可以卖文，却决不出卖文德。”
姚鼐在墓志铭中描述了袁枚一生经历之后总结道:“君仕虽不显，而世谓百余年来，极山林之乐，获文章之名，盖未有及君也。
姚鼐认为，袁枚虽未在政治上取得功业声名，然而能尽享退隐的自在洒脱，能在诗文上获得如此高的成就，百年来只有他一人而已。
这句话无疑透露出了姚鼐所推崇的人生理想。世俗的名利并不能衡量一个人的全部，仕途上的显达也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成功，人要能活得自由自在，活得有乐趣，要能活出个性，活出自我，才算得上真正的成功。
在为《朱二亭诗集》作序文时，姚鼐曾将布衣的朱二亭与官位显赫的朱子颍做了一番比较，朱子颍身处高位却时常闷闷不乐，满怀压抑和失落;而布衣诗人朱二亭则能纵情于山水，获得快乐和满足。通过这番比较，姚鼐得出结论:人只有找到一个能真正发挥天性和才华的场所，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，在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。
作为辞官执教的文人，姚鼐一生清高，不甘流俗，因此难免有些落魄。但他绝不是那种浑身酸腐气的儒者。姚鼐的不流俗、不媚俗，体现了他人格的高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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